评论|美国能在短期内降低疫情引发的高失业率吗?

2020年4月4日

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3月底,美国新冠患者日新增达到上万人,确诊人数跃居全球第一,美国的失业人数也创下新高,攀升至三百多万。攀升的失业人数已显著超过十多年前金融危机期间六十多万人的规模。如果说2008年以及近期美国股票市场震荡的影响主要局限在美国中高收入阶层的话,显著增长的失业率将波及美国大多数民众。大量的企业、餐馆、港口、机场因疫情而关闭,单纽约机场几天内就有上千人失业。就业不仅是经济繁荣的指针,也关乎社会秩序。那么,失业率攀升对美国的挑战是暂时的吗?

美国缺少解决目前失业率高企的短期手段

持乐观看法的人可能会宣称:美国攀升的失业率是对新冠疫情的突发反应。随着新型检测技术以及新冠疫苗研制的进展,美国政治经济秩序以及就业能很快得以恢复。这一结论的假定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安排能有效应对此轮疫情。

新冠检测技术以及疫苗研制属于技术问题。尤其是疫苗研制,其进展和其他技术进展一样,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即便这两项技术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安排在短期内可能无助于降低高企的失业率。

美国的政治经济安排属于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它曾极大地释放了经济活力。同时,面对此次疫情及其引发的高失业率,其是否能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效果呢?答案可能是存疑的。其他国家的经验无法复制,美国的国家能力与应对此次疫情的需要并不匹配。

首先,就其医疗体制而言,美国缺乏相应的互补制度来抑制疫情。与“自由市场经济”相匹配,美国的医疗负担主要由个人和家庭承担。当患普通感冒或流感时,美国民众罕有去医院就诊。这和美国医疗体制密不可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人均医生、医院床位和护士人数更少。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美国医疗保险覆盖率最低。且美国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就诊治疗耗资不菲,属于昂贵诊疗的典型。美国普通家庭的破产率在过去二十年显著增长,而一半以上与患病以及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相关。即便疫苗研制成功并投产,当前美国的医疗体制也难为普通人提供足够的接种和治疗。昂贵且定价高度不确定性的诊疗费用,致使美国政府还无法判断美国有多少患者。未检测的患者人数可能远高于公开的数字。医疗体制是内嵌于其“自由市场经济”中的。美国医疗资源的可得性在短期内难有质的改观,新冠疫情对美国失业造成的冲击在短期内也难以得到有效抑制。

其次,就其资源动员能力来看,美国缺乏相应的财政能力来解决疫情及其引发的高失业问题。美国的政治经济安排显著依赖资本市场。美国是典型的“疏远型政商关系”。除了高技术企业,美国政府缺乏相应的政策工具来引导普通企业投资。投资者将目光聚焦在股票市场,追求短期回报。他们属于“非耐心资本”。如果资本市场不能予以短期回报,他们就会“用脚投票”。同时,经过多轮减税,美国联邦政府面临持续的、高额的财政赤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美国刚走出孤立主义,金融业的政治影响力和跨国流动性都不比当前。因此,罗斯福总统能通过重整银行并扩大政府投资来应对危机。面临此次疫情引发的高失业率,美国政府既缺乏相应的财政能力来执行政策,也缺乏财政能力来拉动投资。面临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的不足,美国高失业率在短期内难以有实质改观。

美国也缺少解决失业率高企的外部环境

因此,依靠国内的政治经济调整,美国疫情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投资也难以得到有效拉动,联邦政府降低高企失业率的政策难以在短期内收到满意的效果。那么,通过促进消费以及扩大出口是否就能降低美国的失业率呢?简单的回答是: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前大国关系。

首先,就促进国内消费来看,美国“债务驱动型增长”面临很大挑战。陷入困局的消费会构成降低失业率的严重瓶颈。长期以来,低储蓄、高消费、高负债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美国普通家庭的高负债支撑着美国消费。这样的增长模式依赖互为补充的两个支柱。第一,美国是国际政治经济的“最后消费者”;第二,主要合作伙伴愿意将盈余美元投向美国市场。凭借其国内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美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的最后消费者。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向其主要经济伙伴,包括日本、欧洲,此后又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开放国内市场。这些国家和地区依赖对美出口、持有大量美元;同时,这些合作伙伴用盈余美元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融资。当前,美国作为国际政治经济“最后消费者”的地位已被撼动。

在2019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6万亿美元,距美国的6.2万亿美元相差无几。同年,中国的进口总量达到2.1万亿美元,接近美国3.1万亿美元的70%。不仅替代消费市场在崛起,随着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对经贸伙伴发起制裁,美国“最后消费者”的地位将进一步受到削弱。如果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减少或中断向美国输送盈余美元,美国民众严重依赖债务驱动的消费模式将受显著冲击。在此背景下,靠消费来释缓高失业率的政策也将难以为继。

其次,扩大出口的效果也显著依赖全球疫情走势与大国经贸关系。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均面临严重的疫情冲击。在经济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各国相应削减了进口需求。让问题更严重的是,特朗普上任以后,对主要经贸伙伴实施大幅度的政策调整。此举严重冲击了世界各国对美经贸合作的信心,促使不少国家纷纷寻找替代市场。伴随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大幅度调整,美国产品进入其他经济体的困难会日益加剧,其高失业率也会相应持续。美国对外经贸政策的调整影响了大国关系,也成为扩大出口的“紧身衣”。因此,靠扩大出口来降低失业率也难以在短期内奏效。

风险大转移之后普通美国人的艰难加剧

让问题雪上加霜的是,英美两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并非福利国家。一般而言,福利国家提供的医疗、失业、养老救济为经济冲击以及高失业率提供稳定器。但是,按耶鲁大学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的说法,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美国的政治经济成功地实现了“风险大转移”。美国政府将失业、医疗等风险转移给了普通家庭和个人。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安排下,普通民众的风险会在疫情期间显著放大。过去几十年,美国民众就面临逐渐攀升且居高不下的破产率。而随着疫情的深入,美国的高失业率叠加原本已十分严重的家庭破产率,这使得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社会的秩序与稳定都将承受严重考验。

因此,如果缺乏相关大国合作,美国拉动需求以及扩大出口来降低失业率的政策,也难以在短期内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常态下的国家能力和危机时期的国家能力会有不吻合之处。在社会经济运行良好的时候,美国政府能有效渗透社会、有效汲取资源。此次危机,让美国政府应对高失业率的政策受到显著的约束。受制于其国内政治经济特点以及国际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美国很大可能面临:疫情尚待进一步控制、投资难以拉动、消费难以推动、出口难以恢复的局面。这将进一步恶化美国的就业环境。如果高失业率继续,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秩序都可能面临严重挑战。这对美国国内秩序以及国际秩序,都将是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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